黄宗羲义不仕清晚节时中-【xinwen】

黄宗羲在70岁时，停止了讲学活动，而集中精力著书立说，他年寿愈高，学问愈精，声名日卓，朝中大臣仰慕其学问，多次向皇帝举荐他，康熙皇帝为笼络人 才，也曾几次下诏颁旨希望能征召或礼聘黄宗羲出仕任官，但梨洲先生坚守遗民气节，不为名利所动，多次拒绝了朝廷与地方官吏的征聘，而致力于他的学术事业。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下达了征选“博学鸿儒”的诏令，命令中央和地方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修，文词卓越”的人才，由他“亲试录用”，结 果虽然网罗了一批名士，但像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类民族意识强烈的杰出人才却并未应征，当时掌管翰林院的大臣叶方蔼曾向康熙皇帝当面举荐梨洲先生黄宗 羲，康熙皇帝接受了叶方蔼的奏请，叶便准备移文吏部拟诏征聘，这时，在朝为官但素知老师节操的梨洲门人陈锡嘏（字介眉）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就赶快去 找叶方蔼剖陈利害，代师力辞，因为他深知老师矢志不仕新朝的气节，朝廷如果威逼他，就无异把他推向绝路，叶方蔼这才作罢，事后，陈锡嘏写信向老师说明事情 原委，宗羲复信表示感谢之意，并清楚表明了拒绝征聘的志节，信中说：

吾兄与（范）国雯书见及，言都下诸公，欲以不肖姓名尘之荐牍，叶 庵先生且于经筵御前面奏，其后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年近七十，不学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雾露中， 老母年登九十，子妇死丧略尽，家近山海，兵声不时撼动，尘起镝鸣，则扶持遁命，二十年以来，不敢妄渡钱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复使 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黄宗羲在信中以北宋名士魏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拒绝朝廷诏征去为辽国校书的故事，表示了自己永不出仕的决心。

时隔两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黄宗羲71岁时，当时担任监修明史总裁的内阁大学士徐元文（字立斋）知道黄宗羲不可能被朝廷征召出仕，但或许可以 礼聘他出山修史，于是再次向康熙皇帝举荐，建议聘请黄宗羲赴京修史，当即下旨，命地方官“以礼敦请”，宗羲又以年老多病为由坚辞不往，康熙帝知道不 能勉强，就颁发特旨，命令地方官将黄宗羲有关明史的论著、史料钞录送京，移交史馆，徐元文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参与修史，宗羲虽然同意了，却修书一封寄给徐元 文，讽刺说：“据说周灭商后，遗老伯夷、叔齐二人托孤于大臣吕尚（即姜太公），得以‘三年食薇，颜色不坏’，现在，我送儿子百家跟你们一起修史， 您总可以放过我了吧！”

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黄宗羲81岁高龄时，清圣祖康熙帝曾询问刑部尚书徐乾学（字健庵，徐元文之兄）： “海内人士中，有些什么人称得上‘博学多闻，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乾学奏对说：“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曾经臣弟元 文奏荐。”康熙帝说：“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乡，即派遣官员护送他。”乾学奏对说：“上次他就以老病推辞应召，现在恐怕更不能应召上路啦。”康熙 帝听后感叹说：“人才真是难得啊！”

黄宗羲不仅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而且多次拒绝地方官邀请的官方礼仪活动，如宗羲80岁时，绍兴知 府李铎盛情邀请他以“乡饮酒大宾”身份出席官方礼仪活动，黄宗羲坚辞不往，并修书两封，以自己“不忠、不孝、违礼”三不可作为拒绝理由，表明自己坚守道 义、“修身俟死”的心迹，那些地方官也只有尊重黄宗羲的意愿，不再勉强梨洲先生出山任事了。

终黄氏一生，他始终保持了“亡国大夫”、 “故国遗民”的气节，既未入清廷当官，也不肯参加官方的正式活动（如官修明史、县志、乡饮酒会），但他不是迂儒，不是释老门徒，既没有放弃“经世应务”的 思想而遁入空门，更不曾颓废放纵而潦倒终生，而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处世处己，这一处世态度，在他晚年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他在76岁时为坚守遗民气节 的谢泰阶（字时符）撰写的墓志铭说：

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 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所称宋遗民如王炎午者，尝上书速文丞相之死， 而己亦未尝废当世之务，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这里所表彰的，是怀念故国、不仕新朝但却不废当世之务的遗民气 节，反对的是因为亡国而消极遁世、纵酒祈死等过而失中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恢复明室的希望破灭之后，保持了“朝不坐，宴 不与”、“止于不仕”的“亡国士大夫”气节，但却不废当世之务，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史料，从事著书讲学事业，以保存一代文献、总结历史经验为己任，他虽 坚持自身“止于不仕”的原则，却不反对学生或子孙参与修史或应举出仕，他在晚年所写回忆录（如《思旧录》）及许多碑传、诗文中，一再歌颂和表彰那些在抗清 斗争中英勇不屈、慷慨死节的人物如张煌言、冯京第等，表达了他的强烈民族意识和反抗政治压迫的精神，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在一些诗文中赞扬了清朝康熙皇帝及 当权大臣徐元文、徐乾学等，例如，黄宗羲在写给内阁学士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称赞康熙皇帝为当今“圣主”，歌颂“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燹，除当来之苦 集”，并称徐乾学受到重用是“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还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政策建言，有人根据《南雷诗文集》 中有黄宗羲晚年与清廷大臣徐元文、徐乾学、叶方蔼等的书信往返、诗歌唱和并有几处称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之类言词，便批评黄宗羲“晚节不终”，我则不以 为然，倒是认为这正是梨洲先生开明通达、正视现实的证明，因为历史在进步，当梨洲晚年，清朝统治已经巩固，康熙皇帝也确有其英明伟大之处，例如开“博学鸿 词”科网罗人才，开设明史馆招募众多人才修撰《明史》，甚至几次三番想征聘黄宗羲为朝廷所用，黄宗羲虽然拒不出仕，但在康熙皇帝求才若渴的情况下，如果还 要求黄宗羲像写《留书》与《明夷待访录》时那样去骂清朝为“夷狄”、斥清帝为“虏酋”，未免有些迂腐了，况且，今人评价黄宗羲是“失节”还是“进步”，不 应站在一个明朝遗老的立场上，而应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评价，这样才可能客观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倒是独具慧眼，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批评章太炎之论说：“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按指《明夷待访录》）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明夷待访录》成于康熙 元、二年，当时遗老以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梁氏 此论是合情合理的，曾经称赞是“圣之时者”，经典《中庸》也有“君子而时中”的名句，在我看来，黄宗羲虽没有孔子那样的神圣光环，但称他为有 浩然正气的时中君子是不为过的。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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