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应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宏观政策应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2013年一季度中国G D P同比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IM F、O EC D等国际机构相继调低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长率的预期。许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转型过程中会不会失速。 　　日前，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等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弱回升”态势，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规律，历史经验表明，不应再走“强回升”的老路，未来政府应坚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为未来发展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刘树成： 　　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保证进入“适度回升” 　　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近两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是，进入2013年后的头几个月，各种经济指标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第二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继续呈现回升态势。 　　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 　　由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 　　在弱回升中，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前9轮回升中，大多都是强回升。也就是说，经济在增长与波动的运行中，一旦回升，就回升得很猛烈，G D P增长率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可迅速回升到10%以上。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动。 　　而在第10轮经济回升中，即从2000年开始的回升中，克服了过去强回升的弊端，从2000年至2003年，经过4年，逐步、适度地回升起来。随后，从2004年至2007年又在较高位势上运行了4年。这样，在第10轮经济周期中，G D P增长率整个上升过程由2000年至2007年，共延长了8年。 　　形成经济弱回升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 　　———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因素。与过去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所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国际方面说，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将继续，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 　　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在这种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增速的回升很难像过去那样进入“强回升”状态。 　　———宏观调控政策因素。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经济回升的力度也不大。具体说，一来，2008年至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为了“保增长”，曾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本次宏观调控吸取了上次“保增长”时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考虑稳增长、控物价、防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来，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受到两种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住房价格)上涨压力的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成本推动的影响，诸如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上升的影响。至于房价，近些年来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解决房价上涨的可靠办法。房价上涨的压力，成为现阶段束缚我国宏观调控、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卡脖子“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宏观调控政策的施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每逢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就有一种“换届效应”，即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做出政绩，从而助推经济高速增长。 　　而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的这次大换届，还没有看到原先那种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是过去那种“换届效应”没有了，被克服了？还是往后推移了，尚未完全释放出来？一下子还难以下结论。 　　但从这次规模比较大的换届来说，各级新领导班子要对原领导班子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进行调整，要形成新领导班子的决策和规划，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调研过程、思维过程、酝酿过程、决策过程和具体实施过程。所以，各地方、各部门一下子还难以形成向上助推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 　　———市场波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在经济回升的“启动”时与在经济扩张的“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则相反，一般是“启动容易、刹车难”。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刹车容易、启动难”呢？ 　　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 　　当经济波动处于低谷阶段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面临困难，其生产经营的预期前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业既面临着眼前的困难，更对市场前景缺乏信心，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认为，扩大生产和投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冒着风险。这样，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借贷来扩大生产和投资支出，以及银行放贷，都极其谨慎。由此，经济回升的启动比较难。 　　当经济波动处于过度扩张之中而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唯恐刹车不及而受损失，因此，经济扩张的刹车比较容易。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启动容易、刹车难”呢？ 　　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而是政府的附庸，企业的决策由政府确定，企业也不需要自负盈亏。 　　在经济波动中，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取资金，而不考虑资金使用的效率和风险。因此，经济容易启动，而且经常是“强回升”。 　　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不愿意立即停手，唯恐先刹车者吃亏。这样，当经济过度扩张时，刹车就比较难。 　　目前，我国经济回升处于“弱回升”态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应再走“强回升”的老路。但应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一是抓改革：微观搞活。二是抓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扩大消费，扩大有助于提高消费能力的投资。重点是医疗、教育、住房。三是宏观调控政策：还有一定的放松空间。当前物价涨幅较低，为调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总之，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市场情绪活跃起来，使整个经济发展活跃起来。 　　林兆木： 　　历史经验启示：经济要防止大起大落 　　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2012年G D P累计增长23.3倍，年均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即便如此，在这34年间中国经济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等原因，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不同幅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长率并不是每年都保持均速的增长率。 　　2009年6月，我在《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一文中曾提出：“研究G D 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基本要素，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随着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以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必然导致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的周期性调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事件不仅在危机中已经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我在论文发言中还指出：“G D P增长速度和G D P总量有密切关系。G D P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含的绝对量就越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 D 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综合这些因素，我国今后中长期G D P潜在增长率为7%—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总之，至关重要的是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格局重大变化的出路所在。”现在看来，四年前的这些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对分析当前正在经历的增速放缓，仍然有现实的针对性。 　　经济周期规律和历史经验给我们很多启示。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首先要防止大起。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起都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经济大起之后必有大落，经济剧烈震荡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和损失，一年或几年的过高速度带来的经济和资源环境的代价往往是多少年也难以解决和弥补的。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行阶段时，不应当竭尽全力，人为地去加快速度。明智之举是应当采取措施“削峰”，减缓上冲速度，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 　　———防止大落，应把着力点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上。经济冲到峰顶之后由于通货膨胀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和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时由于刚刚经历高速增长，各方面对经济的预期仍然看涨，因而往往下不了决心调整和减速。历史经验说明，当经济下行不可避免时，应当利用需求增长减缓、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推动企业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为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应当适时适度，避免违背经济规律而人为地去推高速度。 　　———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这是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的两个重点。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增强发展后劲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投资过度又是通货膨胀、经济关系失调的主要动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经济调整和治理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度、粮食生产下降“双碰头”引起的。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投资仍然是决定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关键是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速和适度规模，既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长的潜力，又不能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资源过度消耗。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仍然是不应忽视的薄弱环节。 　　———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我国消费率持续偏低，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工业带动，既是资源消耗强化、环境压力加大、增长可持续性减弱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大量低效重复建设和银行呆坏账的重要根源。逐步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格局，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带动，才能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扩大消费需求，最重要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当前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着力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使全社会具有适度的消费需求。这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动力的要求。 　　———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防止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维护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方、各行业的发展和利益，但从当前看，同某一个局部利益也很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而且宏观的、全局的问题，从各个行业、企业和各个地方的角度，是不好把握、难以完全看清楚的。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中央政府一身两任，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又要稳定币值，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地方政府较多地介入经济活动，所以同宏观、全局的决策也就有可能产生矛盾。因此，为减少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必须防止由各个局部推动发展而导致全局性结构严重失衡和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防止由于政府换届周期所产生的只顾短期政绩而透支未来发展条件的做法。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都还没有到位，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的经济事务，主导投资项目、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情况仍很普遍，宏观调控过多使用行政手段，也往往导致对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上，也导致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不到位。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部门的改革，才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因政府干预不当或宏观调控失误对经济周期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 　　自危机发生以来，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复苏，又故伎重演，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购买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一是政府债务大幅攀升。据IM F统计，2012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 D P的比例已升到1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是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不断积累。根据IM F对1929年以来全球14轮经济周期的研究，2008年以来这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是最快的。 　　央行放出去的这些高能量货币实际上已经存在于金融体系之中，一旦经济回暖仍然会产生乘数效应，成为巨大的信贷资金流，既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可能成为脱缰之马，再次冲击世界经济。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论证了美国政府在1927年至1929年间因担心景气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而使用扩张货币政策，虽然将繁荣延长了两年，但当后来美国政府无法再使用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和生产扩张时，就将本来相对自然而平稳的不景气，最终演变成为历史上永难忘怀的“大萧条”。哈耶克认为，信用贷款突然注入经济体系，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无法维持的过度投资，资源将被误引至原本不会被引进的领域，而信贷的增加刺激投资，但此种投资无法持续维持，以至发生经济波动。不幸的是：哈耶克早已指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产生的这些弊端，近几十年又一再重复出现。 　　在上述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世界经济走势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关注短期问题，即对我国近期外贸、外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要研究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要防范国际虚拟经济、投机资本的冲击，坚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以避免发生财政、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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